乌克兰人对言论自由、个人自主以及私有财产保护表现出较高需求，但与此同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上，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仍期待国家发挥积极作用。国际自由研究所（ILI）公布的全乌克兰社会学研究《乌克兰的自由价值观》结果显示了这一点。
根据该研究，85%的受访者支持公民在不必担心遭受迫害的情况下批评政府的权利，67%支持保障言论自由，即使相关观点可能被认为不可接受或具有冒犯性。近一半受访者——49%——即使在战争条件下也反对互联网审查，57%反对国家因言论或观点而实施惩罚，只要这些言论或观点不会造成直接的人身威胁。
“如果把‘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的回答合并起来，近85%的乌克兰人支持在不担心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公开批评政府的权利。同时，约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即使某些观点被认为是错误的或具有冒犯性，也应保障言论自由。对我们来说，这是社会对个人自由需求最明显的指标之一。”国际自由研究所所长米哈伊洛·卡姆恰特内（Mykhailo Kamchatnyi）周三在Interfax-Ukraine通讯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另有68%的受访者反对多数人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少数人的情况。ILI认为，这些指标综合表明，社会明显希望限制国家对个人信念和言论领域的干预。
与此同时，受访者的意识形态自我认同则明显没有那么自由主义化。52%的人首先将自己定义为拥有自身价值观、并对自己生活负责的自由个体，31%的人首先将自己定义为乌克兰公民。只有13%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或自由意志主义观点的支持者，而46.5%的人倾向于支持主张国家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意识形态。近一半——48%——表示，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念因战争及其后果而发生变化或形成。
研究中有一个单独部分涉及语言政策。根据公布的数据，65%的受访者将乌克兰语称为母语，23.6%认为自己是双语者，11%将俄语称为母语。同时，76%支持在公共国家领域强制使用乌克兰语，而约三分之二的人赞成人们有权在公共生活中不受国家限制地使用自己的母语交流。
个人自卫权也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约一半受访者支持为自卫而合法携带武器的权利，约80%支持在住宅遭到非法侵入时使用武器保护生命和私有财产的权利。
超过80%的受访者同意，即使在戒严状态下，政府也不应超越宪法规定的界限。53%支持对现行宪法进行重大修改或通过一部新宪法。77%的受访者同意，只有在能够证明相关媒体或网络资源与敌方合作或协调军事打击的情况下，关闭媒体或封锁互联网资源才可能是合理的。
武装力量的人员补充原则成为最敏感的问题之一。46%的受访者支持完全职业化或志愿制军队，近一半的人支持混合模式，即将职业合同制基础与和平时期对青年进行强制训练结合起来。传统动员模式仅获得3%的受访者支持，而超过80%的人赞成通过高工资和福利吸引职业军人。
“我们看到，传统动员模式并不受到公民支持——只有大约3%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模式。相反，社会更倾向于职业志愿军，或者以职业军人为核心、同时在和平时期对公民进行训练的混合模式。超过80%的人还支持通过有竞争力的工资和福利体系吸引军人。”卡姆恰特内表示。
在研究的经济部分，社会表现出明显更强的两极分化。44%的受访者支持扩大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其中29%采取了最为明确的支持积极国家监管的立场。与此同时，44%的受访者表示，在保障自身福祉方面，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43.5%则希望国家不要干预他们所承担的个人风险。
ILI主席雅罗斯拉夫·罗曼丘克（Yaroslav Romanchuk）则指出，乌克兰人对私有财产和创业的态度，比他们正式的意识形态自我认同更加市场化。具体而言，69%的受访者表现出对私有财产概念的理解，近70%的人同意过度官僚主义和监管会阻碍企业发展的观点。
“总体而言，乌克兰人并不排斥私有财产——相反，在许多回答中，我们看到人们理解私人所有者管理企业比国家任命的管理者更有效率。对于未来的经济政策而言，这一点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国家的战略发展不应自动意味着国有财产占据主导地位。我们需要私人主动性、竞争以及受到保护的所有者权利。”罗曼丘克强调说。
他还将营商环境中的问题与官员过度的自由裁量权联系起来。
“当官员、执法人员或检查人员获得根据自身判断解释表述不清的法律规范的权力时，就会产生自由裁量空间，而伴随它出现的就是腐败风险。近70%的受访者直接表示，过度官僚主义和监管是企业发展的阻力。因此，法律必须尽可能明确，并为任意解释留下尽可能少的空间。”ILI主席补充说。
罗曼丘克表示，有关经济概念认知程度的调查结果也表明，有必要更新经济教育。46%的受访者听说过或阅读过马克思主义，12%了解货币主义，4%了解奥地利经济学派。18%的人认为，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乌克兰最理想的模式，10%选择积极国家监管模式，6.5%选择社会主义。
罗曼丘克还特别主张保留和发展FOP个体企业家制度，不仅将其视为一种税收形式，也将其视为自我就业和创业文化的一种形式。他指出，微型企业应被视为公民经济和社会自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领域，ILI主席呼吁转向更具针对性的援助，不仅要考虑个人当前收入，还应考虑储蓄、资产、健康状况以及其他衡量实际需求的标准。他认为，战争结束后，如何在国家承担重大社会义务与保持企业发展条件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财政政策的关键问题之一。
“乌克兰必须在需要社会支持和康复的人群的需求与经济为此提供资金的能力之间找到平衡。如果社会义务的形成没有考虑企业能够承受多大的税收负担，我们既不会获得投资，也不会实现现代化。因此，援助必须尽可能具有针对性、透明，并与具体个人的实际需求挂钩。”罗曼丘克强调。
他还主张发展完全由国家承担的养老金制度之外的替代方案，更广泛地使用积累型机制，并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推动公共和私人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罗曼丘克表示，这些领域采用市场模式，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放弃提供资金，而首先意味着改变资金分配机制，并提高服务提供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程度。
在发布会后的讨论中，罗曼丘克还特别提到了自由与责任以及法律制度质量之间的联系。
“没有责任，自由就不存在。如果私有财产权在形式上存在，但侵犯这一权利的人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实际上这种财产就没有受到保护。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只有在存在明确的侵权责任机制时，一项权利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总结说。
该研究涵盖个人自由、国家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私有财产与创业、税收、选举、服兵役、教育、医疗、养老金保障、个人责任以及社会团结等问题。
此次社会学调查由New Image and Marketing Group公司于2026年7月受国际自由研究所委托开展。共有1600名受访者参加在线调查，他们在调查进行时均居住在乌克兰政府控制的领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