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自由研究所(ILI)在基辅介绍了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赖纳·齐特尔曼(Rainer Zitelmann)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三本著作的乌克兰语版本,并宣布正在筹备出版齐特尔曼的另一部作品。出席新书发布会的与会者强调,私有财产、企业家精神、竞争以及限制过度的政府监管,应成为乌克兰经济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介绍的书籍包括齐特尔曼的《捍卫资本主义:揭穿神话》和《资本主义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穿越五大洲近现代历史的旅程》,以及米塞斯的《官僚体制》。据组织者介绍,第四本书《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越南、波兰与繁荣的起源》目前正在编辑和准备付印。
具体而言,《捍卫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探讨了针对市场经济的十种常见指责:从加剧贫困和不平等,到环境问题、垄断、经济危机以及战争。书中另有专门章节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历史经验,以及不同国家公民对企业家精神和私有财产的态度。
“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捍卫一种建立在自由、私有财产、竞争和企业家精神基础上的经济制度。任何宣传经济自由理念的书籍,都将对我们社会的改善和发展产生影响,”Nova Poshta公司和国际自由研究所(ILI)的联合创始人沃洛迪米尔·波佩列什纽克(Volodymyr Popereshniuk)周三在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分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说。
他表示,企业家创造商品、就业岗位和社会财富,而政府过度干预以及监管限制则会抑制商业活动。波佩列什纽克还阐述了作者关于经济不平等、环境保护、垄断以及经济危机成因的论点。

他还特别介绍了该书的社会学研究部分。根据发布会提供的资料,第12章包含一项关于乌克兰人对资本主义态度的研究,第13章则介绍了另外35个国家的调查结果。根据组织者公布的结果,支持资本主义的态度在乌克兰、波兰、美国、韩国、日本、尼日利亚和捷克占据主导地位。
“乌克兰人将经济自由视为自身的自由。这些研究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企业家精神和竞争理念将在乌克兰取得胜利,”这位Nova Poshta联合创始人在评论书中公布的研究结果时表示。
经济学副博士、国际自由研究所(ILI)专家德米特罗·杜谢伊科(Dmytro Dusheiko)担任了《资本主义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乌克兰语版本的学术编辑。他强调,齐特尔曼分析了那些在相似初始条件下选择不同经济模式的国家的历史。相关案例包括朝鲜与韩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智利与委内瑞拉,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市场改革开始之前和之后的中国。
这位专家特别指出,路德维希·艾哈德改革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发展,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指令性行政管理体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他还列举了中国和越南在经历中央计划经济时期后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经验。
“我们不能赢得第一场争取独立的战争,却输掉第二场争取经济自由的战争。正是这本书通过具体的历史案例,说明了为什么改革对国家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杜谢伊科强调。
他还指出,齐特尔曼专门为乌克兰语版本撰写了前言,并在其中强调,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

杜谢伊科还特别介绍了目前仍在进行出版准备工作的《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越南、波兰与繁荣的起源》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比较了两个国家的发展经验: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末都曾面临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的问题,但后来通过改革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
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波兰在1988年底通过的《维尔切克法》是一项重要举措,该法律确立了企业经营自由的原则。根据发布会上提供的数据,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随后推行的改革,促进了波兰在1992年至2017年间连续25年的经济增长。该专家还将波兰改革的成果与乌克兰的经验进行了比较。
“这项法律并没有建设任何东西,它只是允许人们自由从事经营活动。战争和贫困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命运,而是改革的机会,”杜谢伊科表示,并总结了他认为乌克兰可以从这些国家的经验中汲取的教训。
ILI主任米哈伊洛·卡姆恰特内(Mykhailo Kamchatnyi)介绍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著作《官僚体制》,该书首次出版于1944年。他提醒与会者,这位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于1881年出生在利沃夫。据该研究所主任介绍,《官僚体制》的第一个乌克兰语版本于2021年限量出版,目前推出的是第二版;该书由米科拉·布尼克(Mykola Bunyk)担任学术编辑和译者。
卡姆恰特内解释说,米塞斯区分了以利润和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以遵守法律、程序和行政命令为基础的官僚管理方式。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行政官僚机构本身的存在,而在于官僚管理方法被扩大应用到本可以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

“官僚体制本身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它只是一种管理方法。最重要的问题是,官僚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人们的生活和经济。我们在开始重建之前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明确划分企业家和官僚的职能。当一名前企业家成为政府官员时,他就会开始按照法律和规章制度行事,而不是按照利润逻辑行事,”卡姆恰特内强调。
他表示,评价国家机关的效率,首先应当看其是否履行了法律规定的职能。例如,税收收入的规模也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特别是该地区距离战斗区域的远近。
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与会者还讨论了私营企业在国家防御中的作用。沃洛迪米尔·波佩列什纽克表示,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参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特别是参与防空工作,但他认为,目前的相关程序仍然过度官僚化。
“这不是一家私人军事公司。我们是在志愿基础上开展这项工作,相关单位服从军方指挥。企业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必要设备并提供人员,但所有行动都在军事指挥体系内进行,”他在谈到企业参与防空措施时解释说。
据组织者介绍,此次展示的出版项目旨在推动有关乌克兰发展模式、政府干预边界以及企业在重建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讨论。
国际自由研究所(ILI)提出了在乌克兰铲除腐败的构想,该构想基于对国家在经济中失灵的分析、企业家增长模式的运行,以及关于经济自由、私有财产制度和小政府原则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想提出一种稍微不同的观点,即如何在乌克兰铲除腐败。简而言之,我们提出的是一种消除腐败原因的办法,而不是不断同其后果作斗争,”ILI主任米哈伊洛·卡姆恰特内周三在“国际文传电讯-乌克兰”通讯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据他称,所提出的构想应成为政府机构、反腐败基础设施和公民社会的指引,因为现行模式主要集中于应对个别腐败事件,但并未拆除这些事件产生的条件。
ILI主席雅罗斯拉夫·罗曼丘克则强调,腐败首先是经济政策、制度和国家治理理论的问题。
“我们的方法与传统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将其建立在国家失灵理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方法,任何反腐败架构都会变成一个持续的慢性过程。腐败阻碍乌克兰的欧洲一体化、投资、产权保护、国防能力和国家竞争力。罗曼丘克表示,如果乌克兰将未来15至20年内实现每年6%至7%的经济增长作为目标,那么如果不系统性消除腐败来源,将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罗曼丘克指出。
这位专家强调,加入欧盟本身并不能保证腐败自动消失。他认为,乌克兰必须考虑到,腐败风险在欧盟国家也同样存在,特别是在政府采购、国家投资、监管、司法系统以及企业与政府机构互动等领域。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我们成为欧盟的一部分时,腐败会自动消失。事实并非如此。它不会消失,如果乌克兰不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它只可能重新启动。在腐败的关键因素中,可以列出国家规模过大、公共支出在GDP中占比过高、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复杂的监管环境、税收和海关优惠、企业经营条件不平等、国家对资产的所有权以及资源集中化,”罗曼丘克补充说。
这位专家强调,在乌克兰,国家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支出、监管负担以及交易成本,实际上拿走了经济资源中过大的部分,这反过来又刺激企业和公民寻找非正式的生存方式。

“腐败的来源客观上嵌入在普遍干预主义国家模式之中。这就是国家对大量事务进行监管、控制并支配资源的情况。腐败的来源正是在这种自由裁量权之上产生的。即使我们把30%的议员和70%的部长送进监狱,腐败也不会消失,因为它的来源仍将存在。重要的不是由什么人领导某个机构,而是国家中资源运行的体系是什么样的,”罗曼丘克强调。
ILI分析人士建议,将深刻的政治、制度、行政和法律改革作为反腐败战略的基础。具体而言,这包括大幅减少国家职能、限制其商业角色、加强产权保护、去垄断化、经济去刑事化,以及为所有市场参与者建立普遍和中立的规则。
“从我们的角度看,新国家就是法治、个人和政治权利与自由、国家治理和监管体系改革,以及在大幅减少国家在经济中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去刑事化。我们不只需要形式上的勾选。我们需要的是前进,而不是格子。当我们只是从欧盟或经合组织国家复制法律和规范基础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自动在乌克兰条件下发挥作用,”该研究所主席指出。
在实际解决方案中,罗曼丘克建议,在胜利之后将公共支出削减到不会产生腐败租金的水平,分散预算资源,简化海关和税收体系,取消优惠制度,限制国家所有权,并建立平等的竞争规则。
米哈伊洛·卡姆恰特内则强调,所提出的构想是一份框架性文件,应当改变社会关于腐败讨论的焦点。
“这些就是可以作为指引的灯塔,以便在乌克兰铲除腐败。这个构想首先将对从事反腐败工作的人有用,尤其是对公民社会有用,使其能够调整自己的焦点。必须从关于反腐败的一般性修辞转向国家制造最大腐败刺激的领域中的具体路线图。需要铲除的不是后果,而是腐败的原因和来源。为此,在某一领域的每一项建议之下,都应制定路线图:究竟需要改变什么,如何减少国家影响,如何进行分权,以及如何降低腐败现象,”ILI主任说。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雅罗斯拉夫·罗曼丘克表示,ILI计划向内阁、总统办公室、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以及其他与制定经济和反腐败政策相关的机构介绍该构想。
“我们的提案将被发送给政府、总统办公室、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以及整个反腐败基础设施。我们认为,我们的方法与把乌克兰建设成一个经济规模约一万亿美元、GDP年增长超过6%的国家这一宣示目标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他指出。
罗曼丘克还驳斥了该文件仅仅是意识形态宣言的说法。据他称,该构想依托于经济科学,特别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ILI将这些方法视为企业家增长模式的基础。
最后,国际自由研究所代表表示,只有在改变经济模式、限制国家职能、保护私人倡议并为企业形成平等规则的条件下,乌克兰才可能系统性减少腐败。
“当我们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将拥有更快的经济增长、更多投资,影子经济也不会占GDP的50%至55%。必须系统性地对待这一现象,那么乌克兰将成为真正商业的最佳国家,”罗曼丘克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