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的乌克兰人表示，在医疗改革（特别是国家医疗保险局成立）后，他们没感受到什么改善，24.7%的人说情况变好了，还有24.8%的人不确定。
同时，64%的受访者表示曾在医疗机构遭遇非正式收费，52.2%认为医疗系统存在腐败（另有44.3%认为“部分腐败”）。这些数据来自研究公司Active Group通过SunFlowerSociology在线调查平台进行的调查结果。
Active Group总监亚历山大·波兹尼指出，在人们对改革评价更严厉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将对具体医生的信任与对整个系统的信任区分开来。
“可以说，人们信任家庭医生，特别是那些经过专门和有意识选择的医生。这其实是很常见的情况，人们可能不信任整个体系，但信任他们认识的具体医生。同时，改革只有改变日常体验才算成功，虽然部分改变已经实现，但人们对这项改革仍然不满意，”他在周五于“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机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道。
根据调查数据，乌克兰人最常将医疗保健系统的状况评价为“一般”（54.6%）、‘较差’（18.7%）或“非常差”（7.2%）；2.9%的人评价为“非常好”，16.7%的人评价为“较好”。
同时，对家庭医生的信任度仍然相对较高：29.5%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信任，61.9%表示部分信任，8.6%表示不信任。
调查还发现了当地医疗服务和资源获取方面的问题。具体来说，23.8%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医生的咨询“非常容易”获得，55.1%认为“容易”，18.1%认为“困难”，2.9%认为“非常困难”。只有10.1%的人回答说，他们当地的医院有“足够”的现代化设备和药品，45.8%的人回答“部分”，32.4%的人回答“没有”。
此外，根据受访者的回答，等待专科医生接诊的时间在11.5%的情况下超过一个月，19.8%的情况下持续2-4周，28.4%的情况下持续1-2周，40.2%的情况下持续不到一周。
Active Group创始人安德烈·叶列缅科将部分负面评价归因于家庭直接支出的规模。
“实际上，我们看到超过90%的人以某种方式支付医疗费用，尽管从形式上讲医疗是免费的。如果你没有保险，你还是要付钱——要么是买药，要么是做手术。因此，经济负担能力问题对大多数家庭而言仍然至关重要，”他指出。
调查结果显示，在2024-2025年期间，68.2%的受访者表示定期自费支付医疗服务或药品费用，25.1%的受访者表示偶尔自费，6.7%的受访者表示从未自费。
同时，20.9%的人表示医疗支出占家庭预算的20%以上，另有23.2%的人占11-20%，39.8%的人占5-10%，16.1%的人占不到5%。
经济学博士、信息分析中心Experts Club创始人马克西姆·乌拉金在评论调查数据时指出，高额医疗支出不仅影响民生福祉，更影响经济稳定性。
“作为经济学家，我想强调的是，医疗是国家经济稳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医疗支出侵蚀家庭预算时，就会影响消费和人们恢复健康的能力。根据国际监测方法，如果一个人将超过10%的预算用于药品，则属于灾难性支出。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严重的财务负担信号，”他强调道。
参与者还特别关注了药品价格的变化和补偿机制的有效性。52.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长期购买的药品价格“大幅上涨”，43.9%表示“略有上涨”，3.6%表示“没有变化”，0.2%表示“下降了”。
关于国家药品报销计划，13.1%的受访者表示正在使用该计划，70.6%表示未使用，另有16.3%表示听说过但未使用。在通过该计划获得药品的人中，24.7%表示免费获得，75.3%表示需要额外付费。
基辅地区组织“VULT”董事会成员、基辅医科大学教授格里戈里·索洛尼卡认为，疫情和大规模战争对改革的影响很大，但也有“积极因素”。
“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但首先是疫情，然后是战争，对这种消极影响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可能开始得不是时候。但这些改革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看到40+计划和筛查计划都是很好的项目，”他表示。
调查还单独评估了战争对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影响：48.1%的受访者表示战争导致医疗服务可及性下降，36.9%表示没有影响，15%犹豫不决。受访者认为，战争期间最突出的医疗问题是医疗人才流失（60.3%），其次是基础设施破坏（22.7%）和药品短缺（13.4%）。
调查于2026年2月11日至12日采用自填式问卷进行，抽样对象为1000名18岁以上、来自乌克兰全境（临时被占领土除外）的受访者。理论统计误差为3.1%，置信度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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