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为了在地方层面全面实施游说立法，乌克兰需要制定统一的游说人士与议员及官员之间互动的实务规则，同时还需要明确区分游说、倡议活动以及私人利益代表行为。

乌克兰全国游说者协会代表维塔利娅·格洛巴表示，该协会已制定了一份游说人士与地方自治机构互动的路线图，并计划向各州议会发送相关建议。

“游说人士必须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客户或受益人，明确界定游说对象，并严格依法行事。同时，议员和官员必须了解如何正确记录接触情况、核查游说人士的身份，并防范非法影响的风险。正是这样一种清晰易懂的程序，应当成为企业、社区与政府之间开展专业对话的基础，”格洛巴周三在“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与此同时，专家兼基辅市议会议员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指出，《游说法》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透明互动建立了总体框架，但仍留下了一系列漏洞，尤其是在地方层面表现得十分明显。他表示，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涉及游说对象的定义，因为相关专项法律援引了《立法活动法》，而该法尚未完全生效。

“法律建立了监管框架，但与此同时，并未提供足够明确的工作规则，特别是在地方自治机构层面，而目前我们正是在这一层面感受到最多的漏洞。这些问题不能仅靠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解释来解决，因为这些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改变法律规范。相关漏洞必须直接在立法层面予以消除，”邦达连科强调。

他还指出，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游说与倡议活动之间的界限存在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应当由法律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

律师、游说人士、“A.Dva.Ka.T”律师协会负责人、乌克兰全国律师协会游说事务委员会成员雅罗斯拉夫·库茨介绍了游说人士与地方议会互动的分步操作流程。

他说，该程序应包括七个阶段：核查游说人士身份、身份识别、首次接触、提交分析论证、对建议进行初步评估、履行议会程序以及监测结果。

“任何接触都必须从身份识别开始。游说人士必须说明自己是游说人士、代表谁、为谁的利益行事、哪一项规范性法律文件是游说对象，以及计划以何种形式开展互动。此后，官员或议员可以在透明度登记册中核查其身份，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沟通，”库茨解释说。

他强调，并非公民或企业代表向地方政府提出的每一次诉求都属于游说。

“没有必要在每一位居民提交土地划拨或私有化申请后，就要求地方议会工作人员报告发生了一次游说会面。游说的对象是规范性法律文件，也就是说，是可以反复适用并面向不特定人群的规则。正是这种区分，应当成为法律实际执行的基础，”库茨强调。

乌克兰自治大会副主席伊万·富尔先科指出，新规则应当把游说人士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从非正式模式转变为公开程序，在这一程序中，各方都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我们正在从非正式的沟通模式转向一种每一方都了解自身权利、自身义务和自身责任的模式。法律并不限制游说人士传达客户立场的权利，而只是使这一过程变得公开、透明和清晰。同样，它也保护议员，使议员不再需要猜测对话者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富尔先科指出。

“许多人担心，现在与公众或企业的任何会面都会成为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法律并不禁止沟通，它只是要求沟通透明。如果议员遵守既定程序，对接触情况进行记录，实际上是在保护议员本人免受秘密影响的指控，”富尔先科强调。

乌克兰全国游说者协会道德委员会成员、苏梅州议会议员瓦季姆·瓦先科表示，游说接触的透明度在地方层面尤其重要，因为社区会就基础设施、创业、就业岗位、投资项目以及重建作出决定。

“地方议会不仅应当是一个作出决定的机构，还应当成为社区、企业、投资者和专家群体之间开展专业对话的开放平台。当每一次会面都被记录，并且清楚谁在代表利益、正在讨论什么问题以及预期取得什么结果时，议员或官员就可以公开开展工作，而无需承担被指控存在秘密影响的风险。这既是对企业的保护，也是对地方自治机构的保护，”瓦先科说。

他说，战争结束后，社区将成为吸引投资和捐助援助的主要中心，因此，程序的质量和透明度将直接影响企业投资资金的意愿。

“今天，透明度是投资吸引力的一个因素。率先采用现代开放互动标准的社区，将在与投资者、捐助方和国际组织合作时获得优势。强大的社区并不是没有游说的社区，而是游说公开、合法并服务于社区发展利益的社区，”瓦先科强调。

游说人士、乌克兰全国游说者协会道德委员会成员维奥莱塔·苏哈诺娃指出，路线图应当为议员和官员在与游说人士接触时提供简单的行动流程。

“不需要害怕与已登记的游说人士沟通——法律已经使这种互动合法化，而会面本身并不构成违规。重要的是，这种互动应当以公开、透明和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如果议员没有得到以下问题的答案：是谁与其接触、该人士代表谁，以及哪一项规范性法律文件是游说对象，那么议员有权暂停这种互动，直至所有情况得到澄清，”苏哈诺娃解释说。

她强调，要认定为游说，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已登记的游说主体、作为游说对象的具体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商业利益。

“公众听证会、电子请愿、公民诉求、维护自身权利或参与公开咨询，本身并不属于游说。同样，与已登记游说人士进行专业会面，本身也不需要单独申报。路线图的任务，是让议员能够在几分钟内了解是谁与其接触、这种互动是否合法，以及接下来应当如何正确行动，”苏哈诺娃指出。

游说人士、苏梅市议会企业家委员会成员瓦列里娅·戈洛瓦诺娃介绍了关于建立接触日志和会面纪要的实务建议。

“接触日志不是官僚主义形式，而是保护议员的一个层级。日志中需要记录会面的日期和形式、相关人士的身份、客户或受益人、具体讨论事项以及所提交材料的清单。同时，其中不应有任何评价性判断——只能记录能够证明接触确实发生的事实，”戈洛瓦诺娃说。

她表示，会面纪要应当包括游说方的论据、议员的立场，以及关于所提交材料和达成协议的信息。

“如果提交了材料或作出了具体承诺，就必须予以记录。如果没有作出具体承诺，也应当明确注明，以避免今后围绕谁据称承诺了什么而产生猜测。所有地方、市区和州级议会实行统一做法，将使这种互动对议员和游说人士来说都更加清晰，”戈洛瓦诺娃强调。

在总结讨论时，邦达连科指出，游说合法化是乌克兰欧洲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监管框架仍将继续发展。

“在法律实际实施九个月的时间里，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欧洲关于游说规范监管的文化经过了数十年的形成，因此，乌克兰的立法基础也将继续发展。目前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执行法律，但与此同时，也要明确考虑法律规定的限制，并努力消除漏洞，”邦达连科总结说。

乌克兰全国游说者协会代表还表示，该路线图将发布在该组织的网站上，并发送给各州议会，供其在工作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