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塞尔维亚商业媒体《Parametar》报道，过去15年来，塞尔维亚的投资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2010年代初期欧洲资本几乎毫无争议地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如今，在各国投资者中，中国已成为最大的投资者。
2010年至2025年间，塞尔维亚吸引了约475亿欧元的外国直接投资。仅2010年至2024年，欧盟国家就贡献了约245亿欧元，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6%。
同期，中国投资约71.7亿欧元，超过了任何单一欧洲国家。其后，最大的资本来源依次为俄罗斯——约31.5亿欧元、瑞士——25.2亿欧元、英国——21.4亿欧元以及美国——约10亿欧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一投资增长实际上主要发生在过去八年间。2010年至2023年间，中国投资的约96%集中在2016年之后。2022年，中国投资约13.8亿欧元；2023年为13.7亿欧元；而2024年已达16.3亿欧元。
中国资本的主要特点在于专注于大型工业项目。
HBIS控制着斯梅德雷沃的冶金联合企业，紫金已成为博拉铜金矿区的关键参与者，凌龙在兹雷尼亚宁建了一家轮胎厂。HBIS Serbia和Serbia Zijin Copper同时跻身该国最大出口商之列。
不过，目前断言中国已将欧洲从塞尔维亚挤出，尚为时过早。欧盟的总投资额约为中国投资的3.4倍。欧洲资本分散在数千家企业、银行、零售网络和生产设施中，而中国的投资则高度集中于几个巨型项目。
另一个重要趋势是——投资热潮开始放缓。继2024年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52.3亿欧元后，2025年的投资流入量减少了约三分之一，降至34.8亿欧元。
结果，塞尔维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层级投资模式：欧盟作为经济集团仍是最主要的投资者，而中国已成为单一国家中的最大投资者。事实上，外资结构越来越体现出贝尔格莱德多向外向型经济政策的特征。
IDS Ukraine 首席执行官马尔科·特卡丘克表示，任命 IDS Ukraine 企业权益的新管理人不应直接影响集团旗下企业的当前运营活动。
“管理人的任命仅涉及公司权益和股份。这不应影响企业的日常运营流程，”他在接受“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采访时表示。
据特卡丘克称，公司希望在现任管理团队的领导下继续正常运营。
IDS Ukraine的公司权益自2022年起一直处于冻结状态。据该公司称，向所有股东支付股息的款项已被冻结，而外汇交易则需经过银行合规审查。据管理层数据，在全面战争期间，该集团已缴纳超过45亿格里夫纳的税款，并向慈善事业捐赠了约7.3亿格里夫纳。
ARMA方面则继续推进新资产管理人的遴选程序。2026年9月7日举行了电子拍卖，共有五家竞标者参与。下一阶段将对报价最低的竞标者所提交的方案进行审查和评估。确定中标者后，ARMA计划签订资产管理合同。
ARMA将IDS Ukraine被扣押的资产与受制裁的俄罗斯商人米哈伊尔·弗里德曼联系在一起。该机构表示，新管理人的任务应是维护企业的经济价值、保障就业岗位以及确保国家预算收入。
IDS Ukraine集团旗下拥有“莫尔辛斯卡”、“米尔戈罗德斯卡”和“阿拉斯加”等品牌的矿泉水生产商。
在乌克兰工作了30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和慈善人士金基奥·约克（Kim Kio Yok）表示，在购买基辅一处用于慈善基金会和“Grace”教会活动的房产过程中可能存在诈骗行为，导致该组织失去了全面向境内流离失所者、退休人员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能力。
Revealing Information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奥列克桑德尔·基尔（Oleksandr Keer）在“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2年，金基奥·约克就购买基辅达尔尼察区的一栋建筑达成协议，但双方签署的并不是主要的房屋买卖合同，而是一份关于未来签署该合同意向的协议。据律师称，在协议签署时，该房产因前业主家庭的债务问题处于抵押状态，首笔付款为3万美元。
“2022年，支付了3万美元作为保证金，并用于确认购买该资产的真实意愿。从2022年至今，收到的资金金额从3万美元增加到40万美元，实际上双方共签署了21份关于推迟签署主要房屋买卖合同期限的协议。最后两份补充协议签署时，对方实际上已经连出售该资产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因为当时他们已不再拥有该资产。”基尔周三在“国际文传电讯社-乌克兰”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据他介绍，由于原本应出售该房屋的人此前的债务义务尚未履行，该房产的所有权转移给了债权人，因此原先达成的协议已经无法执行。同时，这名律师表示，金基奥·约克实际上已经支付了几乎全部商定的房产价款，却没有取得该房产的所有权。,
基尔表示，慈善人士求助后，律师最初试图通过谈判和调解解决这一情况，但未能与另一方达成协议。此后，他们准备了向警方和检察机关提交的申请，同时就存在争议的协议及资金返还问题提起民事诉讼。
“金先生找到我们之后，我们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谈判和调解，以查明情况并尝试达成协议。对于我们多次提出举行此类会面的要求，对方回答说，这样做既没有依据，也没有目的。此后，我们准备了向警方和检察机关提交的申请，同时还提起了要求返还资金的民事诉讼。”他补充说。
基尔指出，根据受害方的评估，该案件具有进入司法程序并取得结果的前景，因为资金的交付以及协议内容的变更均通过签署的协议进行了书面记录。他还表示，这名慈善人士曾在一段时间内实际使用该建筑，并投入资金对其进行改善，还购买了设备，但现在据其代表称，已经无法进入并使用这些财产。
他指出，达尔尼察区检察机关已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目前审前调查仍在进行。律师还积极评价了法院对受害方代表申请作出的迅速反应，但同时指出，自5月以来，该案件仍未发展到正式通知嫌疑或将起诉书移交法院的阶段。
金基奥·约克表示，他33年前从加利福尼亚来到乌克兰，在此期间一直从事宗教、教育和慈善项目。全面战争开始后，他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帮助住房受损的人，为他们提供食品包和木柴，并在基辅为境内流离失所者组织免费餐食。
“我们帮助了在全面战争期间遭受严重损失的乌克兰人：寻找受损的房屋，帮助他们重建，为人们提供食品包和木柴，让他们能够度过冬天。在达尔尼察区的这栋建筑里，我们每天为150至200名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热餐。由于目前的情况，最近几个月人们无法再获得我们过去一直提供的那些帮助。”金基奥·约克说。
金基奥·约克（Kim Kio Yok），美国传教士、慈善人士，刑事诉讼中的受害人
这名传教士表示，作为美国公民，他已正式致函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并联系了美国领事。
“我们正式致函了美国大使馆。他们已经作出回应，并对此案表示关注，因为我是美国公民。我还联系了美国领事，请求他帮助我解决这一情况。”金基奥·约克表示。
据他说，以前经常获得帮助的人仍在不断给该组织的代表打电话，询问免费午餐和其他项目何时能够恢复。这名传教士强调，他打算继续留在乌克兰并持续开展慈善活动。
金基奥·约克指出，该组织不仅在基辅开展工作。在过去33年的活动中，他们已在乌克兰多个城市建立中心，其中包括为吸毒和酒精依赖者建立的康复项目。此外，“Grace”学校也在运营，该学校设有幼儿园，并提供一直到11年级的教育，而在基辅购买的这栋建筑原计划还将用于教育项目等用途。
“我现在75岁了，即使是在战争期间，我仍然希望帮助乌克兰人，并以爱来服务他们。我们向执法机构、警方和检察机关呼吁：请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在乌克兰境内开展工作。我们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服务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他说。
慈善基金会志愿者维多利娅·赫列布尼科娃（Viktoriia Khliebnikova）表示，围绕这栋建筑产生的冲突所造成的后果并不仅仅影响基金会本身，因为建筑内仍留有专门为向人们提供免费餐食而购买的专业厨房设备。
“对我们来说，这件事非常令人痛苦，因为问题不在于房子，不在于设备，也不在于钱。最令人痛苦的是，我们无法像以前那样全面地帮助人们。这些专业设备不是为了做生意，也不是为了盈利而购买的，而是为了慈善活动、为了给人们提供食物而购买的。”赫列布尼科娃说。
她指出，在大规模停电期间，这些餐食对那些在家中无法做饭的人尤其重要。她表示，目前团队希望重新获得使用自己财产的权限并恢复工作。
“人们一直在等待，在街上遇到我时每次都会问，我们什么时候能重新开始帮助他们。我们希望恢复正常工作，准备餐食，帮助老年人、儿童以及那些在前线失去保卫者的家庭。”这名志愿者补充说。
国际Grace宣教组织副主席、牧师金·沙因（Kim Shine）从美国线上参加了此次新闻发布会。他表示，美国组织一直为金基奥·约克及其家人在乌克兰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并帮助购买该场所。据他说，全面战争开始后，出于安全考虑，宣教组织曾建议传教士返回美国，但他们决定留下。
“当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找到了一栋可以帮助老年人、为流离失所者准备食物的建筑时，我们决定为购买该建筑提供资金帮助。现在，我们呼吁乌克兰有关机构依法解决这一案件，使这些活动能够继续开展。”金·沙因强调说。
截至2026年8月底，乌克兰国际储备为487亿美元，比年初减少约86亿美元，降幅为15%，Experts Club信息分析中心的分析显示。
截至1月1日，乌克兰储备处于创纪录的573亿美元水平，到2月初又增至577亿美元。此后，储备连续四个月下降：3月1日降至548亿美元，4月1日降至520亿美元，5月1日降至482亿美元，6月1日降至457亿美元。
储备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乌克兰国家银行大规模的外汇干预、政府债务支付以及国际金融援助流入不均衡。
6月份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当时乌克兰获得了大额外部融资。储备当月增长12.1%，达到512.7亿美元。约113亿美元进入政府外汇账户，其中包括来自欧盟的68.2亿美元以及通过世界银行获得的近45亿美元。
7月份储备几乎没有变化，但8月份再次减少约25亿美元，降幅为5%，降至487亿美元。
8月份，乌克兰国家银行在外汇市场出售了约48.2亿美元，而政府外汇账户仅收到9.273亿美元。乌克兰还拨出7.218亿美元用于以外币计价的政府债务偿还和付息，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付了2.582亿美元。
国际净储备当月下降得更为明显，减少6.9%，至338亿美元。
与此同时，目前的储备水平仍比一年前高约5.8%。截至2025年9月1日，乌克兰国际储备约为460亿美元。
Experts Club创始人、经济学家马克西姆·乌拉金此前强调，不能把储备的绝对规模视为货币安全的保证。
“512亿美元的储备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外汇缓冲，但绝对数值本身不应让人产生完全受到保护的印象。储备的稳定性取决于国际融资是否有规律地到位、乌克兰国家银行干预的规模、债务支付以及经济增加出口收入的能力。”乌拉金指出。
据乌克兰国家银行评估，目前的储备水平仍然充足，可为未来约四个月的进口提供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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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人对言论自由、个人自主以及私有财产保护表现出较高需求，但与此同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上，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仍期待国家发挥积极作用。国际自由研究所（ILI）公布的全乌克兰社会学研究《乌克兰的自由价值观》结果显示了这一点。
根据该研究，85%的受访者支持公民在不必担心遭受迫害的情况下批评政府的权利，67%支持保障言论自由，即使相关观点可能被认为不可接受或具有冒犯性。近一半受访者——49%——即使在战争条件下也反对互联网审查，57%反对国家因言论或观点而实施惩罚，只要这些言论或观点不会造成直接的人身威胁。
“如果把‘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的回答合并起来，近85%的乌克兰人支持在不担心遭受迫害的情况下公开批评政府的权利。同时，约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即使某些观点被认为是错误的或具有冒犯性，也应保障言论自由。对我们来说，这是社会对个人自由需求最明显的指标之一。”国际自由研究所所长米哈伊洛·卡姆恰特内（Mykhailo Kamchatnyi）周三在Interfax-Ukraine通讯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另有68%的受访者反对多数人可以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少数人的情况。ILI认为，这些指标综合表明，社会明显希望限制国家对个人信念和言论领域的干预。
与此同时，受访者的意识形态自我认同则明显没有那么自由主义化。52%的人首先将自己定义为拥有自身价值观、并对自己生活负责的自由个体，31%的人首先将自己定义为乌克兰公民。只有13%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或自由意志主义观点的支持者，而46.5%的人倾向于支持主张国家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意识形态。近一半——48%——表示，他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念因战争及其后果而发生变化或形成。
研究中有一个单独部分涉及语言政策。根据公布的数据，65%的受访者将乌克兰语称为母语，23.6%认为自己是双语者，11%将俄语称为母语。同时，76%支持在公共国家领域强制使用乌克兰语，而约三分之二的人赞成人们有权在公共生活中不受国家限制地使用自己的母语交流。
个人自卫权也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约一半受访者支持为自卫而合法携带武器的权利，约80%支持在住宅遭到非法侵入时使用武器保护生命和私有财产的权利。
超过80%的受访者同意，即使在戒严状态下，政府也不应超越宪法规定的界限。53%支持对现行宪法进行重大修改或通过一部新宪法。77%的受访者同意，只有在能够证明相关媒体或网络资源与敌方合作或协调军事打击的情况下，关闭媒体或封锁互联网资源才可能是合理的。
武装力量的人员补充原则成为最敏感的问题之一。46%的受访者支持完全职业化或志愿制军队，近一半的人支持混合模式，即将职业合同制基础与和平时期对青年进行强制训练结合起来。传统动员模式仅获得3%的受访者支持，而超过80%的人赞成通过高工资和福利吸引职业军人。
“我们看到，传统动员模式并不受到公民支持——只有大约3%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模式。相反，社会更倾向于职业志愿军，或者以职业军人为核心、同时在和平时期对公民进行训练的混合模式。超过80%的人还支持通过有竞争力的工资和福利体系吸引军人。”卡姆恰特内表示。
在研究的经济部分，社会表现出明显更强的两极分化。44%的受访者支持扩大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其中29%采取了最为明确的支持积极国家监管的立场。与此同时，44%的受访者表示，在保障自身福祉方面，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43.5%则希望国家不要干预他们所承担的个人风险。
ILI主席雅罗斯拉夫·罗曼丘克（Yaroslav Romanchuk）则指出，乌克兰人对私有财产和创业的态度，比他们正式的意识形态自我认同更加市场化。具体而言，69%的受访者表现出对私有财产概念的理解，近70%的人同意过度官僚主义和监管会阻碍企业发展的观点。
“总体而言，乌克兰人并不排斥私有财产——相反，在许多回答中，我们看到人们理解私人所有者管理企业比国家任命的管理者更有效率。对于未来的经济政策而言，这一点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国家的战略发展不应自动意味着国有财产占据主导地位。我们需要私人主动性、竞争以及受到保护的所有者权利。”罗曼丘克强调说。
他还将营商环境中的问题与官员过度的自由裁量权联系起来。
“当官员、执法人员或检查人员获得根据自身判断解释表述不清的法律规范的权力时，就会产生自由裁量空间，而伴随它出现的就是腐败风险。近70%的受访者直接表示，过度官僚主义和监管是企业发展的阻力。因此，法律必须尽可能明确，并为任意解释留下尽可能少的空间。”ILI主席补充说。
罗曼丘克表示，有关经济概念认知程度的调查结果也表明，有必要更新经济教育。46%的受访者听说过或阅读过马克思主义，12%了解货币主义，4%了解奥地利经济学派。18%的人认为，没有国家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乌克兰最理想的模式，10%选择积极国家监管模式，6.5%选择社会主义。
罗曼丘克还特别主张保留和发展FOP个体企业家制度，不仅将其视为一种税收形式，也将其视为自我就业和创业文化的一种形式。他指出，微型企业应被视为公民经济和社会自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领域，ILI主席呼吁转向更具针对性的援助，不仅要考虑个人当前收入，还应考虑储蓄、资产、健康状况以及其他衡量实际需求的标准。他认为，战争结束后，如何在国家承担重大社会义务与保持企业发展条件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财政政策的关键问题之一。
“乌克兰必须在需要社会支持和康复的人群的需求与经济为此提供资金的能力之间找到平衡。如果社会义务的形成没有考虑企业能够承受多大的税收负担，我们既不会获得投资，也不会实现现代化。因此，援助必须尽可能具有针对性、透明，并与具体个人的实际需求挂钩。”罗曼丘克强调。
他还主张发展完全由国家承担的养老金制度之外的替代方案，更广泛地使用积累型机制，并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推动公共和私人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罗曼丘克表示，这些领域采用市场模式，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放弃提供资金，而首先意味着改变资金分配机制，并提高服务提供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程度。
在发布会后的讨论中，罗曼丘克还特别提到了自由与责任以及法律制度质量之间的联系。
“没有责任，自由就不存在。如果私有财产权在形式上存在，但侵犯这一权利的人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么实际上这种财产就没有受到保护。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只有在存在明确的侵权责任机制时，一项权利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总结说。
该研究涵盖个人自由、国家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私有财产与创业、税收、选举、服兵役、教育、医疗、养老金保障、个人责任以及社会团结等问题。
此次社会学调查由New Image and Marketing Group公司于2026年7月受国际自由研究所委托开展。共有1600名受访者参加在线调查，他们在调查进行时均居住在乌克兰政府控制的领土上。
